編者按

　　人類社會從歷史中走來，既有聯(lián)結，也有借鑒。人們之所以把歷史稱為教科書，就是要從歷史中吸取營養(yǎng)�！缎�財經》從本期開始，邀請著名經濟學家梁小民教授，講述“以史鑒今”的系列故事，希望從他的講述中，我們“可知興替，可明得失”。

　　提起紅頂商人，大家都會想到胡雪巖。其實，紅頂商人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

　　封建社會中基本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控制了所有資源，或者自己親自經商，如歷代的鹽鐵專賣，或者通過商人為自己斂財。商人要做大，必須依附政府，走官商結合之路，甚至官商一體。有的商人通過為政府服務賺錢并獲得官位，胡雪巖就是在為左宗棠籌辦軍務中成為擁有紅頂子的富商。有的商人是在成功之后或自愿或被迫，捐一個有名無實的官位，粵商伍秉鑒就是這樣的。

　　貿易成就伍秉鑒致富之路

　　伍秉鑒的致富之路是通過對外貿易。早在唐代貞觀年間，廣州就是世界著名的港口。當時，中國與南洋及波斯灣地區(qū)有六條定期航線，都集中在廣州。其中，廣州——南海——印度洋——波斯灣——非洲東海岸諸國航線，途徑9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每年來廣州的外國商船多達40多艘。1686年，廣東地方政府招募了十三家有實力的行商，指定他們與外商做生意，并代海關征稅。1757年，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十三行則是唯一合法的外貿渠道。外商運來的貨物要由十三行轉賣給其他人，中國出口的貨物要由十三行出口。這就形成了“東南西北中，一齊到廣東”的局面。國外進口的毛織品、棉花、香料等，以及中國出口的茶葉、絲綢和土布，都要經過十三行之手。到19世紀初，往來的船只已達一二百艘，貿易量之大可想而知。當時，僅海關收入就達100萬兩白銀之多，十三行在對外貿易中的壟斷地位使他們迅速致富。

　　伍秉鑒是十三行中最大的怡和行老板，也是十三行的首領。伍秉鑒的發(fā)家略晚于同文行的潘家，但后來居上，成為粵商中的第一富翁。伍秉鑒主要經營茶葉，他不僅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山、店鋪和巨款，而且，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yè)務。伍秉鑒不僅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富戶，在國際上也享有聲譽�！度A爾街日報》稱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業(yè)資產，天下第一大富翁”。美國波士頓的一艘商船以他的商名伍浩官命名為“浩官號”。

　　曾經有一位美國商人欠伍秉鑒7.2萬兩白銀無力償還，他撕掉債條表示一筆勾清。日后，美國鐵路大王約翰。福布斯成為伍秉鑒的義子，他給福布斯50萬兩白銀建立了在中國頗有名氣的美商旗昌洋行。到1834年，他的個人資產已達2600萬兩白銀。而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就4000萬兩白銀。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排出了千年世界上最富的50人，伍秉鑒也名列其中。在中國入選的六人中，他是唯一的商人（其他五人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代宦官劉瑾、清代的和和民國時的宋子文）。

　　商人是政府的斂財工具

　　政府給商人以壟斷權并不是為了支持私人企業(yè)，帶動經濟，而是把商人作為工具，替自己斂財。清政府讓徽商壟斷鹽業(yè)，讓粵商壟斷對外貿易，都是如此。十三行被作為“天子南庫”，成為皇帝和各方官員盤剝的對象。十三行不僅要繳納關稅，給政府進貢國外的各種新奇珍寶，還要隨時“主動撥款”或“捐輸”。每當國家發(fā)生災難、戰(zhàn)爭，皇家和權貴們搞紅白喜事，或者地方官員迎來送往、討好上級，或搞形象工程時，出錢的都是這些商人。據(jù)臺灣學者陳國棟根據(jù)官方檔案的統(tǒng)計，在1773~1835年間，十三行總共捐獻了508.5萬兩銀子。學者們普遍認為，不見諸于官方擋案的數(shù)字比這要大得多。這些捐輸中有一部分是讓商人買一個有職無權的官位，伍秉鑒的三品頂戴就是這樣買來的。十三行的商人不僅要給自己買官，還要給家人買各種封號、頭銜。

　　中國歷史上成功的大商人，無論是晉商還是徽商，都要受皇室和各級官員的盤剝。這是專制體制下，商人遇到的一條普遍“潛規(guī)則”。但粵商還有一點其他商幫所沒有的苦難，那就是夾在政府與洋人之間，受“夾板氣”。

　　十三行作為政府特許的外貿壟斷組織，不僅從事進出口業(yè)務，收繳關稅，而且要代表政府管束外國商人，傳達政府指令，辦理一切與外商交涉的事宜。所以，十三行既是私人商貿組織，又要代表官方管理對外貿易與相關外事機構。有很大的權力就有很大的責任，而且，政府官員不了解外部世界，盲目排外，洋人又不是省油的燈，作為十三行首領的伍秉鑒就為難了。

　　清政府實行保商制度。一方面，為了保護天朝大國在洋人面前的尊嚴，要求十三行不得對外商欠債。一旦發(fā)生欠債現(xiàn)象，所有商行都有連帶責任，代為清償。承擔這種連帶責任的往往是怡和行這樣的大商行。另一方面，規(guī)定外商必須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行作擔保。一旦外商欠政府稅款，則由十三行代繳，外商有違規(guī)者，也懲罰擔保的商行。當時，清政府禁止鴉片進口，但洋人走私鴉片，受罰的卻是十三行。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擔保的美國商船走私鴉片被查出，伍秉鑒被罰白銀16萬兩，其他商行被罰5000兩，罰金相當于鴉片價值的50倍。這種罰款落在十三行身上，并沒有起到懲罰洋人的作用。

　　成于官也敗于官

　　在外人看來，十三行風光得很，而身在其中的商人則苦不堪言。十三行中最早的首領是潘家的同文行。同文行的老板潘正享就說過“寧為一只狗，不為行商首”。伍秉鑒也多次申請退休，但政府不許。他甚至表示，愿把80%的財產交給政府，結束怡和行，但仍未被允許。

　　1839年開始的禁煙運動把伍秉鑒的這種尷尬地位推到極致。伍秉鑒的怡和行并沒有參與鴉片貿易，但與伍秉鑒關系密切的洋人，如英商顛地、伍秉鑒的義子美商約翰。福布斯，都是鴉片大走私商。他們不愿放棄鴉片走私，拒絕與林則徐合作，不交出鴉片，也不具結放棄鴉片貿易。而林則徐的禁煙運動又很堅決，要伍秉鑒命令洋商繳煙具結。一方面是多年合作的貿易伙伴、致富的財神，另一方面又是朝廷官府。雙方無法合作，伍秉鑒又有什么辦法呢？

　　對于洋人的頑抗，林則徐深惡痛絕；對于伍秉鑒的無所作為，林則徐深感失望。于是就采取了封鎖商館，斷絕糧、水供給的強硬措施。這種對抗的結果，就使1840年6月爆發(fā)了鴉片戰(zhàn)爭。英國人之所以要打仗，不僅是因為鴉片，更是因為不滿十三行的壟斷貿易，要求清政府實現(xiàn)全面開放的自由貿易。伍秉鑒及十三行，無論是出于民族大義，還是自身的利益，都會站在清政府一邊。鴉片戰(zhàn)爭前，他們捐資修建炮臺、建造戰(zhàn)船和大炮。為了換取英國人不進廣州城，清軍交賠款600萬兩白銀，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十三行，伍秉鑒一人就出了110萬兩白銀。但鴉片戰(zhàn)爭還是失敗了，伍秉鑒兩邊都不討好。開放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壟斷地位喪失。國人則指責伍秉鑒“勾結洋商，走私鴉片”。在這種痛苦的掙扎之中，伍秉鑒在1843年9月去世。

　　伍秉鑒的悲劇是所有封建社會商人的悲劇。政府控制了所有資源，只有靠官員，商人才能成功。政府給商人賺錢的機會，并不是為了國家經濟振興，僅僅是為了皇家和官員的私利。這就決定了伍秉鑒“成于官，也敗于官”的結局。所以，盡管中國有過伍秉鑒這樣的成功商人，但整個社會并沒有擺脫落后和貧困。走出這個困境的唯一道路，是從傳統(tǒng)的封建社會轉向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