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中期以來，成本的社會意義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尤其是當它與壟斷行業(yè)產品或服務定價相關時，更需注意社會影響。這種情況下的成本確定，已成為一個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過程。因此，有必要對成本問題從理論上做一些闡明。

　　成本是一個不斷發(fā)展的概念

　　基于不同時期的不同情況，成本概念也有種種不同的界定。會計界關于成本概念的認識，經歷了這樣一個演變過程：1.價值結構型成本概念。即馬克思生產價值理論中所表達的概念，其核心內涵是產品成本等于產品的價值耗費（C+V）。2.實際耗費型成本概念。即1925年英國《勞氏成本會計》的概念，該書作者認為，“成本是一工廠在制造和推銷產品時所發(fā)生的一切耗費總數(shù)。”這一概念把成本耗費的考察范圍從生產（制造）過程推廣到了銷售過程。3.復雜經營型成本概念。體現(xiàn)的是二戰(zhàn)后市場競爭進一步加劇，生產經營活動日趨復雜的環(huán)境條件下所形成的對成本概念的認識。4.因素驅動型成本概念。代表20世紀70、8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以及資本的密集而導致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等傳統(tǒng)產品成本項目比重逐漸降低，推銷、技術、管理等支出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成本概念的進一步發(fā)展。

　　以上變化反映著環(huán)境變化及管理理念的演進在成本考慮方面的現(xiàn)實影響，體現(xiàn)了概念體系的自然演進過程。這些概念雖然在對成本所涵蓋范圍的決定上有著不斷擴大的趨勢，但這種擴大，主要反映技術及環(huán)境變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它也體現(xiàn)出對成本作為價值犧牲這一本質特點的認識的不斷加強。

　　與會計界的成本概念相對應的，是成本的經濟學觀點以及社會公眾對成本概念的一般理解。經濟學家認為，凡是經濟資源的犧牲都是成本。也就是說，成本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既可以是主觀認定，也可以是客觀認定；既可以是貨幣性的，也可以是非貨幣性的。社會公眾對成本的理解，一般也比較側重于成本作為價值付出這一基本特性。對于更深層次上的意義，諸如成本決定的個體特點以及社會意義，成本的社會規(guī)范及其一般影響等，則缺乏理解�？傮w傾向于把成本作為特定個體的經濟組織（包括一些特定行業(yè)）資源犧牲的一種價值考察。

　　成本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

　　上述概念更多地強調成本作為經濟組織個體資源耗費或價值犧牲的特性，是一種導源于工業(yè)經濟時代產品生產成本決定的觀念。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成本觀念也在經歷不斷的變革，從最初強調產品生產成本日益進入更為廣闊的社會領域。然而，迄至為止，不論是理論界的觀點，還是社會公眾的一般理解，依然是以成本的個體特性為核心，更多地關注成本作為經濟個體價值消耗或犧牲這一特性，對成本的社會意義尚缺乏深入的理解。

　　事實上，成本問題的關鍵，首先在于其社會意義。這不僅是因為一個表面看來似乎屬于獨立的組織必然具有復雜的社會關系并產生相應社會影響，更因為任何一個時代，作為其社會經濟基本成分的經濟個體的存在和發(fā)展，必然屬于社會制度選擇的結果。而這種制度選擇中，亦必然包含成本因素的考量。這種考量，在人類社會的工業(yè)生產形式由最初的家庭手工業(yè)向手工工場、再由手工工場向工廠及至現(xiàn)代化大工廠的發(fā)展演進中，表現(xiàn)得極為清楚。相應地，個體的成本決定，也必然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任何一個實體的經濟行為，由于存在未付成本，從而可能導致外部不經濟，即產生一定的社會成本。因而，個體的資源耗費絕不僅僅是單純關涉?zhèn)�體自身的簡單行為，而是屬于一種社會性行為，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首先，個體的經濟行為必然以對屬于整個社會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的消耗為代價，因而，個體的成本必然具有社會的屬性。個體成本的高低受社會資源狀況及資源供應的影響，并且個體的行為也對社會資源狀況及其分配造成直接影響；其次，個體的行為可能產生不利的社會影響，比如環(huán)境污染、不可再生資源的耗費，導致一定的社會成本；第三，個體的資源消耗決定整個社會的資源消耗水平以及資源的擁有狀況。

　　成本決定需受社會的約束

　　以上分析決定了對成本決定進行社會約束的必要性。成本決定實質上是一個社會資源的分配過程。人類社會一直面臨資源相對稀缺的困擾，這種稀缺性自20世紀中期以來因為社會經濟規(guī)模的急劇膨脹而變得日益尖銳，于是人們開始重視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在這一背景下，經濟個體的成本耗費，已不是一種單純的個體行為，其意義也不再是一種簡單耗費基礎之上的價值確定。一個客觀的事實是，基于社會資源配置及社會利益協(xié)調等多方面的考慮，國家必須以種種方式，參與到社會的成本決定中來。也即是說，在目前的社會環(huán)境中，基于資源配置、環(huán)境保護及社會利益分配等多重目的，國家必須更多地參與到社會的成本決定之中或者對其施加積極的影響，而不能完全依賴市場的自動調節(jié)。

　　成本決定需要廣泛的社會約束。這種約束通過國家政策的宏觀調控，同時亦通過社會個體及公眾的積極行動來完成。只有通過這種約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為一些經濟個體——尤其是一些具有壟斷性質的個體（包括行業(yè)）——的自利行為而損害社會的以及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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